国际禁毒日专题｜从温哥华前线到多伦多戒瘾访谈：毒品危机中的死亡、康复与重建
作者：马美霖
温哥华消防救援服务队（Vancouver Fire Rescue Services）的急救人员在卑诗省温哥华市中心东区（Downtown Eastside）救助一名因吸毒过量而倒下的男子。（图片来源：洛杉矶时报）
说到毒品，对我来说，从来不是一个完全遥远的词。
第一次意识到毒品的可怕，是小学六年级。父亲在林业系统工作，家附近很多栋楼里住的都是同系统的职工和家属。那时候，哪家发生了大事，很快就会在附近传开。
有一天，一个同区的小学同学告诉我一个很震惊的消息：旁边楼里一个我们都认识的女生，她只比我们高一个年级，却很早辍学，后来进入社会上一些不良圈子，染上毒瘾，因为注射毒品失去了生命。
从那以后，很长时间里，我对毒品有一种本能的恐惧，甚至可以说是深恶痛绝。因为我太早看见了它可能带来的后果：它能让一个原本鲜活的人，从日常生活中突然消失。
很多年后，来到加拿大生活、学习和工作。原以为“毒品”这个词，仍然可以用一种简单而明确的方式理解：它危险，所以必须远离；它会毁掉人生，所以必须警惕。
但当我开始为今年6月26日“国际禁毒日”做这篇专题采访时，我发现，在今天的加拿大，毒品问题已经不是一句“远离毒品”就能完全概括的。远离毒品，当然仍是最重要的底线；但当一些人已经陷入成瘾，治疗和支持系统能否及时接住他？当一个家庭发现亲人深陷其中，除了恐惧、羞耻和责备，还能从哪里获得帮助？当警方打击非法毒品交易的同时，公共卫生系统又如何减少死亡风险？当一个社区被公开用药、无家可归、精神健康问题和治安压力同时压住时，救命与秩序之间，又该如何平衡？
这些问题，听起来像是公共政策层面的讨论，但在今天的加拿大，它们首先是一场关于生命的危机。因为摆在所有人面前的，是一组持续多年的死亡数据。
加拿大沉重的毒品危机
根据加拿大公共卫生部门公布的数据，从2016年至2025年底，加拿大共报告56,631例明显阿片类药物毒性死亡（apparent opioid toxicity deaths）。仅2025年，全国就报告了5,630例明显阿片类药物毒性死亡，其中96%为意外死亡。
在2025年，加拿大多数明显阿片类药物毒性死亡集中在卑诗省、阿尔伯塔省和安大略省。在卑诗省，这场危机尤其沉重。卑诗省早在2016年就因药物过量和有毒药物死亡（overdose and toxic drug deaths）宣布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多年过去，这项紧急状态仍未结束。根据卑诗省死因裁判服务处（BC Coroners Service）公布的初步数据，2025年，卑诗省有1,826人死于未受监管药物毒性（unregulated drug toxicity）。2026年1月，卑诗省仍有150人死于有毒药物，平均每天约4.8人。
一名男子在加拿大温哥华市中心东区一处监督使用场所内使用其自行携带的芬太尼。该场所设有监督使用空间，以便在发生药物过量风险时及时介入。（图片来源：洛杉矶时报）
这个数字比前些年的高峰有所下降，但它并不意味着危机已经结束。一天近五个生命，仍然是沉重的现实。
多伦多情况也不乐观。多伦多公共卫生数据显示，2024年，多伦多有461例确认、3例疑似阿片类药物毒性死亡，其中绝大多数为意外死亡。多伦多避难所系统也持续面对药物过量压力。2025年，多伦多 shelter 和 respite sites 中，因疑似非致命药物过量而呼叫急救的情况仍有数百起。这说明，毒品危机和住房危机、心理健康问题、贫困与社会孤立往往交织在一起。
当我看到这些数据时，第一反应是难以置信。加拿大怎么会在多年里持续有这么多人因为药物过量，或者因为有毒药物供应而死去？为什么危机没有随着时间自然消退？为什么在医疗资源、社会服务和公共教育都相对完善的加拿大，毒品危机仍然如此严重？
带着这些问题，我通过 Zoom 视频采访了温哥华沿岸卫生局副首席医疗卫生官 Mark Lysyshyn 医生（Dr. Mark Lysyshyn, Deputy Chief Medical Health Officer, Vancouver Coastal Health）。作为长期关注卑诗省有毒药物危机和公共卫生应对的专业人士，他所描述的，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吸毒问题”，而是一场由未受监管毒品供应（unregulated drug supply）、强效合成阿片类药物（synthetic opioids）、成瘾、贫困、无家可归、心理创伤和公共卫生系统共同交织出的复杂危机。
温哥华前线：当“远离毒品”已经来不及，公共卫生如何减少死亡
“远离毒品”，当然是国际禁毒日最基本、也最重要的提醒。但在加拿大，毒品危机已经持续多年。对一些人来说，问题早已不是一句“不要碰毒品”就能解决。他们已经成瘾，已经生活在药物过量的风险里。这个时候，社会还要面对另一个更难的问题：怎样才能先把人救下来？
温哥华市中心东区（Downtown Eastside），就是这个问题最集中、也最容易被外界看见的地方之一。这里有街头使用药物的人，有无家可归者，有长期的心理健康和成瘾问题，也有许多社会服务机构、前线工作人员和公共卫生项目。
温哥华市中心东区一条涂鸦小巷。公开用药、无家可归、心理健康问题和社区安全压力，在这里交织成加拿大毒品危机最复杂的一面。（图片来源：洛杉矶时报）
温哥华市中心东区街头，一男一女在户外使用药物，反映出当地有毒药物危机的日常化现实。（图片来源：洛杉矶时报）
温哥华市中心东区街头，一男一女在户外使用药物，反映出当地有毒药物危机的日常化现实。（图片来源：洛杉矶时报）
一名药物使用者在温哥华市中心东区一处监督使用场所内，由另一名同为药物使用者的志愿者协助注射毒品。监督使用场所的设立，目的之一是在高风险用药过程中减少感染、误伤和过量死亡的风险。（图片来源：洛杉矶时报）
温哥华市中心东区街头的帐篷和临时栖身空间，显示毒品危机与住房、贫困和心理健康问题相互交织。（图片来源：洛杉矶时报）
市中心东区就在温哥华唐人街旁边，离 Gastown、Strathcona 这些老社区也很近。游客去唐人街吃饭、买东西，或者去 Gastown 看蒸汽钟，有时只要多走几条街，就会看到完全不同的温哥华。
这一带本来就是温哥华很早发展起来的老城区，有移民、劳工、商铺，也有很多低收入居民。今天的毒品危机集中在这里，并不是因为它靠近唐人街，更不是说这件事和唐人街本身有关。它真正提醒人们的是：毒品危机并不只存在于新闻画面里，也不是离普通城市生活很远的事情。它就在温哥华历史最深、人口最复杂、社会服务也最集中的城区里。对华人读者来说，这种距离上的接近，也让这场危机显得更真实、更难忽视。
去年10月，我因公到温哥华，期间去了唐人街，也曾驾车经过市中心东区附近的一些街道。那时只是匆匆经过，并没有想到后来会写这篇文章，所以没有专门停下来拍照。但车窗外看到的街景，还是给我留下了很深印象。那不是一个普通游客会轻易忽略的城市角落。它和人们熟悉的那个干净、明亮、海风吹过的温哥华，并列存在。
温哥华沿岸卫生局副首席医疗卫生官Lysyshyn医生在采访中提醒我，市中心东区并不是一个孤立存在的“问题社区”。
“这是一个省级公共卫生紧急状态，”他说，“它影响着卑诗省各地的社区，也影响着加拿大和北美其他地区。”
只是，在市中心东区，成瘾、心理健康、贫困、无家可归、创伤和社会边缘化等问题长期叠在一起，危机因此显得更集中，也更容易被看见。
在Lysyshyn医生看来，今天这场危机最危险的地方，并不只是“有人在使用毒品”，而是街头毒品本身已经变得越来越难以判断。
“我们现在面对的，不是一场关于成瘾本身的紧急状态，”他说，“这是一场关于药物过量和有毒毒品的紧急状态。”
今天，在非法药物市场中，很多毒品并不只是单一成分。它们可能混有芬太尼（fentanyl）、卡芬太尼（carfentanyl）等强效合成阿片类物质，也可能混入镇静类药物或其他污染成分。
“当人们使用非法毒品时，他们不知道自己会拿到什么，也不知道剂量是多少。”Lysyshyn医生说。
这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它意味着，一个人以为自己使用的是某一种东西，实际成分可能完全不同；一个人以为自己知道风险，实际面对的风险却可能远远超过他的判断。今天很多死亡，不能简单理解为某个人“吸毒太多”。在公共卫生工作者看来，更大的危险在于，整个非法毒品供应已经变得高度不可预测。
也正因为如此，在温哥华谈毒品危机，绕不开一个词：减害服务（harm reduction）。
所谓减害服务，并不是鼓励或纵容毒品使用。它面对的是一个已经存在的现实：有些人已经在使用药物，有些人短时间内不可能立刻戒断。在这种情况下，公共卫生系统要做的，是尽量减少死亡、感染和其他伤害，同时把这些人连接到治疗、康复和社会支持。
位于温哥华市中心东区的 Insite，是北美较早设立的监督使用场所之一。这个场所自2003年开放以来，一直是北美公共卫生政策讨论中绕不开的案例。它的基本做法，是让已经使用药物的人在护士和医护人员监督下，使用其事先取得的药物；一旦发生药物过量，现场人员可以及时介入，并在需要时把他们连接到医疗、戒瘾治疗和社会服务。
人们在 Insite 外等候。Insite 是温哥华一处监督使用场所，服务使用者可在护士和医护人员监督下使用其事先取得的药物，以便在发生药物过量风险时及时获得帮助。（图片来源：洛杉矶时报）
Lysyshyn医生说，这类场所最直接的作用，是在危险发生时有人在场。
“如果药物过量是被人看见的，人们就可以活下来。”他说。
一个人在街角、巷子、楼道或无人的地方发生药物过量，可能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来得及救他。但如果他在一个有人看见、有人可以介入的地方，结局就可能不同。
在Lysyshyn医生看来，这些服务并不只是当场救命。它们还有另一个作用：让一些长期处在危险中的人，重新和医疗系统、治疗服务发生连接。
“这些监督使用场所和药物过量预防站点，在当下帮助人们活下来；从长期看，也帮助人们从减害走向治疗。”他说。
也正因为如此，Insite 不只属于温哥华本地经验。过去多年，美国一些城市在面对阿片类药物危机和芬太尼死亡上升时，也曾把温哥华作为参照。支持者认为，温哥华的经验至少说明：当一个人已经在使用药物，并且面对高度危险、成分不明的毒品供应时，让他留在一个有人监督、可以及时急救、也能接触医疗服务的地方，比让他独自倒在无人看见的角落里更有机会活下来。
但温哥华的经验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成功故事”。
监督使用场所和减害服务，究竟是在救人，还是让原本已经复杂的社区问题变得更加难以处理？这个问题至今仍有争议。
站在公共卫生的角度，这些场所不是为了单独“解决”毒品危机，也不是要替代戒瘾治疗、警方执法或社会服务。它们更像是在危机最危险的一端，先试图减少死亡。
但对于社区居民和商户来说，另一面的感受也同样真实。公开用药、无家可归、垃圾、治安压力，并不会因为一个公共卫生项目的存在而自动消失。
这也是加拿大毒品危机中最难回答的问题之一：监督使用场所和减害服务不能单独解决毒品危机，但在公共卫生系统看来，它们又是减少死亡风险的一部分。如何在执法、治疗、减害和社区安全之间取得平衡，成为这场危机中最困难的现实。
成瘾不是一次治疗就可以结束
如果说温哥华前线看到的是毒品危机最危险、最急迫的一端，那么在多伦多的戒瘾治疗机构里，工作人员面对的是另一个问题：一个人活下来之后，怎样才可能真正开始康复？
我采访了多伦多戒瘾治疗机构 Renascent 的 John Bushell。他是一名注册心理治疗师，自2015年起在 Renascent 工作，曾在住院治疗中心担任辅导员，目前负责该机构的线上密集治疗项目（Virtual Intensive Treatment Program）。
多伦多戒瘾治疗机构 Renascent。 （图片来源：Renascent）
Bushell 介绍，Renascent 提供多种戒瘾治疗和康复支持服务，包括住院治疗中心、线上密集治疗项目、家庭项目和儿童项目。他负责的线上项目为期六周，参与者在工作日上午参加小组课程，同时每周与治疗师会面，制定个人治疗计划和复发预防计划。六周项目结束后，参与者还可以进入后续照护阶段，继续获得支持。
我特别注意到，Renascent 不只服务成瘾者本人，也有面向家属的项目和儿童项目。因为成瘾从来不只是一个人的事。一个人陷入成瘾，常常会把整个家庭都卷进去。配偶可能长期焦虑，父母可能在责备和心疼之间反复拉扯，孩子也可能在沉默中承受困惑、害怕和不安全感。
很多家庭最难的地方，是不知道该怎么办。管得太紧，可能变成争吵；什么都不管，又怕对方越陷越深。责备没有用，纵容也不行。家人自己也需要有人告诉他们，什么是支持，什么是边界，什么时候应该求助，什么时候也要保护自己。
多伦多 Renascent Graham Munro Centre 的一间客户卧室。(图片来源：Renascent)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 Bushell 对“康复”的理解。
他说，公众对成瘾治疗常有一个误解，以为一个人只要进了治疗中心，问题就会立刻解决。但现实不是这样。康复不是一次治疗就能完成的事情，而是一个持续过程。
这句话对很多家庭很重要。因为亲人一旦进入治疗，家人常常会把所有希望都放在那一次治疗上：你去了，就应该好了；你出来了，就不能再复发；如果你又复发，就是你不想好。
但成瘾不是一扇门，不是进去一次治疗中心，出来就完全变成另一个人。它更像是一条很长的路。有人走得快一点，有人走得慢一点；有人走了一段又退回去；有人复发之后，还需要重新开始。
Bushell 提到，康复需要持续行动，也需要不同层面的支持。辅导可以帮助当事人识别压力和诱因，学习怎样面对情绪和冲动；同伴支持和小组项目让人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人在挣扎；家庭项目帮助家属理解成瘾，而不是只用责备和羞耻去看待问题；后续照护则是在正式治疗结束后，继续把人留在支持系统里。
对很多人来说，治疗结束并不代表问题结束。真正困难的，往往是回到原来的生活之后：原来的压力还在，旧的朋友还在，家庭关系还需要修复，工作、住房、债务、孤独感也可能重新压上来。如果这时候没有后续支持，一个人很容易又回到原来的模式。
所以，真正有效的帮助，不只是把一个人送进治疗中心，也不是在他复发时简单说一句“你怎么又这样”。更重要的是，在他想重新站起来的时候，周围还有人、有资源、有系统可以接住他。
从温哥华到多伦多，我看到的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阶段：前线公共卫生服务努力让人先活下来，而治疗机构则试图帮助人把生活一点一点重新建立起来。成瘾治疗不是一场短跑，它更像是一段很长的恢复过程。对当事人是这样，对家庭也是这样。
对华人家庭来说，最难的可能是“不敢说”
在华人文化中，毒品和成瘾常常是很难启齿的话题。一个家庭如果发现孩子、配偶或亲人出现成瘾问题，第一反应往往是震惊、羞耻、愤怒、否认，甚至想尽量隐瞒。我们很怕别人知道，很怕被评价，很怕“家里出了这样的人”。
但越是不能说，越可能错过早期求助的机会。
Bushell 在采访中提到，在很多文化中，成瘾（addiction）不常被公开讨论，有时甚至被看作个人缺陷、意志力不足或道德失败。这种污名（stigma）会成为求助的障碍。尤其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如果在服务系统中看不到能理解自己文化的人，也可能更难迈出求助一步。
Lysyshyn 医生也提到，不同文化社区对成瘾有不同理解。对一个正在康复的人来说，重新连接家庭、社区和文化，可能会给他力量，帮助他找回自己是谁、来自哪里、未来还可以为什么而活。
这点让我很受触动。因为在华人家庭里，家庭既可能是压力来源，也可能是一个人走向康复最重要的动力。Bushell 也说，他接触过的华人客户中，家庭常常非常重要，成为他们改变和恢复的动力之一。
所以我想，华人家庭真正需要学习的，也许不是简单地“更严厉”，而是更早识别风险、更愿意谈论心理健康、更知道哪里可以求助，也更懂得如何在爱和边界之间找到平衡。
爱不是纵容。边界也不是放弃。
如果亲人陷入成瘾，家人当然需要保护自己，不能无底线承受伤害。但同时，如果在安全边界内还能让对方知道，“我们希望你活下来，我们愿意帮助你连接专业资源”，也许这句话本身，就是他重新开始的一根绳子。
警方的角色：打击从有害物质中牟利的网络
在公共安全层面，多伦多警察局（Toronto Police Service）企业传讯部高级传讯顾问 Nadine Ramadan（Senior Communications Advisor, Corporate Communications）对我在文件中提出的问题提供了书面回复。她表示，在多伦多涉及药物使用的问题上，警方根据《受管制药物与物质法》（Controlled Drugs and Substances Act）执法；凡涉及犯罪活动，警方会作出回应。
多伦多警方表示，目前执法重点主要集中在非法药物贩运，特别是那些造成药物过量死亡、并对社区造成创伤性和毁灭性影响的毒品交易网络。警方强调，工作重点包括打击并瓦解从有害物质销售和分销中获利的网络，同时保护社区安全。
这段回应说明，毒品危机不能只靠警方解决，但也不能没有警方参与。真正需要被严厉打击的，是那些从有害物质中牟利、把无数家庭推向悲剧的网络。与此同时，当一个人已经陷入成瘾，仅仅把他当作犯罪者或失败者，也无法解决问题。执法、医疗、心理健康、住房、家庭支持和社区教育，都必须共同作用。
国际禁毒日的意义，不只是说“不要碰毒品”
写到这里，我再次想起小时候听到的那个女孩。多年过去，我已经记不清她的样子，但那个消息带给我的震动，一直留在记忆里。一个年轻生命因为毒品消失后，留下的不只是惋惜，也是一种长久的警醒。
国际禁毒日的意义，当然首先是提醒人们远离毒品，尤其是提醒青少年不要接触来历不明的药物，不要因为同伴压力或一时好奇，把自己放进危险里。
但今天的毒品危机也提醒我们，问题不能只停留在一句“不要碰毒品”。当一个人已经深陷成瘾和死亡风险时，社会是否还有办法把他拉回来？当一个家庭因为成瘾而痛苦时，我们是否能给他们更多信息、更多支持，而不是更多羞耻？当一个社区面对毒品危机时，我们是否能同时坚持预防、执法、治疗和同理心？
毒品危机不是别人家的事。它可能影响任何城市、任何社区、任何家庭。对华人社区来说，真正的警醒不是恐慌，也不是沉默，而是更早看见风险，更早开口求助，更早连接资源。
因为活下来，才有机会康复。
而一个人能够走出来，有时需要的不只是他自己的意志，也需要一个家庭、一个社区和一个社会，在他最危险的时候，没有彻底转身离开。
遇到成瘾问题，可以从哪里求助
如果家里真的遇到成瘾问题，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可能是慌、怕、羞耻，也不知道该找谁。尤其在华人家庭里，很多事情习惯先关起门来自己解决。但成瘾问题不能只靠一家人硬扛，在多伦多，求助的入口其实不止一个。
最紧急的情况，是有人疑似药物过量、意识不清、呼吸异常，或者看起来已经不对劲。这时应立即拨打 911。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先救命，不要因为害怕、顾面子，或者担心惹麻烦而拖延。
如果不是马上有生命危险，可以先从家庭医生、社区健康中心、学校辅导员或心理健康机构开始。家庭医生可以做初步评估，也可以转介到戒瘾治疗、心理治疗或精神健康服务。没有家庭医生的人，也可以尝试联系社区健康中心或公共卫生资源。
在多伦多和安大略，也有一些专门提供成瘾和心理健康服务的机构。例如 CAMH（成瘾与心理健康中心）提供成瘾和心理健康相关评估、治疗和资源；Renascent 提供住院治疗、线上密集治疗、家庭项目和后续照护；ConnexOntario 可以帮助人们寻找安大略省内的心理健康、成瘾和赌博问题服务；211 Ontario 则可以连接社区、住房、危机支持和社会服务资源。
对华人家庭来说，也可以考虑寻找能够理解语言和文化背景的机构或咨询服务，例如 HF Care Asian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前称 Hong Fook Mental Health Association，康福心理健康协会）。该机构长期服务亚裔社区，关注心理健康、家庭支持和文化适切服务。对于很多新移民和华人家庭来说，能够用熟悉的语言把问题说出来，本身就是求助的第一步。
求助并不等于承认家庭失败。相反，越早开口，越有机会把人连接到正确的资源里。成瘾问题很难靠责备、隐瞒或忍耐解决。真正重要的是，在事情变得更危险之前，知道可以找谁、怎么找，以及什么时候必须马上求助。
作者：马美霖 提供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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